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
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7】然而，脱离卜筮语境的易文本卦爻符号，则完全恢复其世界普遍意义。
管见认为，易学体系的建构大致思路为始于生生整体的形上之道，以道器关系为核心。就人而言，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有男女交感之意。这一点可以证之于《庄子》。坤卦象为纯阴之卦，其辞元，亨，利牝马之贞。那么，《易传》是如何在秉承易学传统、实行易文本话语转化的同时，完成由卜筮到德性的易学创新与重建的呢? 首先，将《周易》卜筮符号转换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阴阳符号。
幽赞明数是从卜筮入手，极尽象数之理以推天道，达德是穷理尽性以明人道。《周易》之所以能够预测万事万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文本本身作为符号系统（文字属于符号，且与卦爻符号有内在关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性和普遍性。同时需要强调：在经史互释的论述中，经与史并非相互对立的凝固的范畴，而是在不断互释中获得新的生机。
17 章太炎：《与李源澄》，《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51页。经云史云，果孰轻孰重耶？【17】此处经、史的差别，并非文本上的差别，而是阐释系统的差别。其次，章太炎对于经史为何分化进行了反思。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表述在理论的意义上，是针对理、事和道、器的分离。
无论章学诚还是章太炎所主张的六经皆史都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经学史作为政教系统一个重要的部分，经学、史学等不同范畴本身是时代演变，认知分化的结果，而不同的时代问题也会带来不同的学术问题，这便产生了批评、救正的行动，又从分化中寻求同源性，呈现政教系统本身的整体性。
人对于评议和纪事的不同态度。而从章氏的政治立场来说，其民主革命的思想与他论述文明史时强调集体的、匿名的创造主体亦相契合。16章太炎在六经皆史之下加了一句古史皆经，虽然之后他并没有对这个表述作专门的论述，但可以从他对历史，尤其是古史的论述中找到答案。（《文史通义·经解上》）章学诚将经-传、人-我的区分归于势，章太炎在讨论经史分化的时候，则进一步对这一分化之势进行了分析，并展开了应对势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势固然不可抵挡，人的行动则有高下对错之分。
周予同于20世纪60年代区分了经经学经学史，而经与经学区分的意义在于，将确立经的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与对经进行解释的时代区分开来。（《文史通义·经解上》）其次，由于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型。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章学诚将史作为经典著作的原初性的性质，章太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经史分化的原因及其流弊。
曰：公不求之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於《左传》。但如果仅从经史异途，经史位于不同价值序列的角度来理解章太炎夷经为史的作为，便不能揭示章太炎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继承与批判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在现代转型时期，章太炎所要建立的史学的内涵。
章太炎主要通过《春秋》论述经、史，就旨趣来说并无二致。从时势的客观性的角度，经学瓦解这一判断也毋宁是一种对名相的执着。
章太炎对六经皆史的另一个现实关切在于，如果以六经为载体的文教是孔子所创，就等于承认孔子以前朴陋无文教，这对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无疑是一种切割。这种批评首先是以事后眼光将经与史对立，用价值与事实二分的逻辑区分经与史，其次是忽视了章太炎所欲建立史之内涵，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未对时势与人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予以关注，而是以静态的方式讨论这一历史进程。二是，经是垂法万事的法则，史则有从简陋到文明的沿革变化。就清代而言，顾炎武的理学即经学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便是鲜明的例证。1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第153-154页。四是，经史形式相反，实质相同，史的发展受经决定。
章太炎首次提出六经皆史正是在《訄书》重订本《清儒》篇中，初刻本并无此篇。12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第235页。
章太炎对于信史的关心，由于几种渊源的疑古思潮的出现，并专门写作《信史》《征信》等文章来讨论在晚清今文经学、西方实证史学以及新的出土材料等新的思想、知识状况中如何求得信史。经史互释 传统经学的瓦解与现代史学的建立是中国近代转型的一个既成事实，这个过程既是势之使然，也有人为因素。
在一个新旧转换的中间环节，章太炎的努力很容易被简化。将圣人创制作为历史的起点，这与传统经学与今文经学是相通的，也是在创制的意义上，古史不仅是信史而且是经。
章学诚明确了经是后人的尊称，传是因经而生，经、传的名称都是为了表明区分的一种命名，并不表明本质：六经不言经，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以及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这种学术上的分裂带来了清朝的统治学说呈现出术与学分流的趋势，而这必然会引发政治危机。1907年的文章《答铁铮》中说，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
历来论及经史，对道与事的性质及其关系的认识不尽相同。对章学诚来说，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章太炎则进一步质疑章学诚对于官、私的区分实际是在理论上否定了六经以外的史著。
11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8页。……《语》《孟》六经多少道理不说，恰限说这个。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记载。前提是将章太炎民国前经史互释的行动与学科分化语境下的1930年代重提经学相区分。
古文经学并非如晚清今文经学所认为的是经学的一个异变和低潮，而是经学的一种，经（学）与史（学）一开始便相互交织，以史来界定经只不过是经学内部的一种调整，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一、事只是迹，道不可以事得传。因此，章学诚所论六经皆史之史与其说是相对于价值的事实，不如说是属于时间因素的历史性。国无史，未有不沦胥以尽者也。
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学说则驳。见田河、赵彦昌：《六经皆史源流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甚至在重建经学者看来，早在西汉围绕经传的解释已经暗含着事实和价值分离的苗头。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
此时章太炎受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的影响，将六经看作上古神话。【11】章学诚强调六经官作的性质，并认为写作的私人化是一种迫于情势的不得已，而章太炎则积极面对这种情势，认为在写作私人化的情况下只要写作本身源于六经，这种写作就是有效的。